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有了一種不願意向人求援的習慣。反應在最近的現象就是，即使老師不斷說「這些資料我的研究室都有」、「我全部印回來了」、「需要的時候就來找我」，我還是死也不去。就像明知某篇很難找的文章就在老師的研究室，我也寧可跑大老遠去印回來
而在有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明知有些問題直接問老師可能可以輕鬆地拿到一堆有用的書目，我還是寧願在圖書館自己挖。當然，會讓我想問老師的問題一定是很麻煩的問題﹝這意味著我可以自力解決很多問題﹞，最近一兩次的經驗讓我覺得問老師也沒什麼用。既然這樣，我還是自己在圖書館挖礦好了，這樣還有無意間撿到好東西的機會。
撿到東西以後，再名正言順地對別人說「這是不小心撿到的，可不是特別為你找的」。
台灣最好的圖書館不是位在台北市中山南路的國家圖書館，而是椰林大道底的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不過大學圖書館的服務對象通常只有自己學校的人，並少量開放其他學校的師生和其它校外人士使用。但是對校外人士的開放總是有許多限制，例如借閱量的限制、借閱時間的限制、使用電子資源的限制、寄物換證的限制。這些限制讓台灣的大學圖書館成為一種排拒外人的機構。也就是說，如果要完整地使用大學圖書館的資源，唯一的方法就是「成為他們的人」。
「成為他們的人」的方法不外乎考進那個學校當學生，或是到那個學校當教職員兩種方法，但對大部分人來說，這兩種方法可能都行不通。如果這些人不幸又是一般公共圖書館無法滿足，而且又不屬於任何學術機構的「流浪學者」，那真的連學問也做不成了。 (more…)
四年前我從洗滌鎮大學堂圖書館借了一本古書，1876 年倫敦出版，Charles G. Leland 寫的 Pidgin-English Sing-Song。當時我對書後的廣告中，By the same Author，第一本是 FU-SANG; or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Chinese Buddhist Priests in the Fifth Century。下面的註解說：This work, which has been very extensively reviewed in England and on the Continent, will shortly appear in French。這很容易讓人想到 Gavin Menzies 寫的那本書，《1421：中國發現世界》；或是兩年前看到的神祕性歷史書《上帝的魔島》。 (more…)
前幾天國家圖書館的遠距圖書服務系統被立委罵，總覺得國圖滿倒霉的。關於建置系統、招標、公務員行為部分我當然不清楚，但作為一個使用者，我對「未取得授權」這件事有點意見。
現行制度下，文章是否有取得作者的授權的差別只有可不可以透過網路傳遞而已。注意，是來自作者的授權，不是期刊的授權1。有作者授權的文章可以在家付費下載列印，成本比到國圖期刊室印稍高，但對不住在台北的人應該還是滿划算的。問題是，有授權的文章根本沒有幾篇啊！
大部分的文章都沒有取得作者授權，而未取得授權的文章只能用郵寄或傳真的方式取得，花費是每頁費用、處理費、傳送費的加總。這和請一個人到國圖幫你影印，然後用傳真或是郵寄的方式寄給你是一樣的道理。如果連這樣都要被控侵權，那乾脆把所有的影印機都撤掉算了；複印重製也沒有取得作者授權啊。更別說傳遞一篇文章比買一本雜誌還貴的情況了，正常人才不會做這種事。 (more…)
今天去了一趟國家圖書館，發現幾個不大一樣的地方，但不確定這些改變是持續的，還是暫時的。
其一，以前在參考室使用無線網路要先登記。這個手續在更早以前是不需要的，去年二月才遇到要先登記的狀況，理由聽說是為了「資訊安全」。這個制度在今年二月時應該還有效，但那天因為印密碼的機器壞了，所以當天不需要登記。沒想到半年後連這個制度都取消了。
其二，期刊室的電腦原本也需要登記。在還沒啟用電腦登記系統之前，登記的方法是在每一組電腦旁邊的登記板上登記。這個方法因為很沒效率，所以往往造成有登記跟沒登記一樣的情況。今天室登記使用期刊室電腦的螢幕上貼了一張「全面開放」云云的紙，是不是以後都不需要登記呢？還是只是登記用的電腦壞掉呢？
其三，期刊室旁那間很大很熱的影印室的影印機全換了，換成另一種新的型號。這應該是最近發生的事，七月底去的時候還是舊機器。新機器用起來一時還不容易上手，能用的選項沒有以前多，但在文字模式下印出來的品質還不錯，希望這不是因為機器新的關係。不過出紙處不在視線可及的地方﹝在面板下面﹞，而且輸出面朝下，有寄錯頁碼而不小心漏印的可能。速度方面，感覺起來沒有以前那型快，但實測下來一個循環﹝攤開、複印、拿起翻頁、再攤開﹞也在9~10秒內，並沒有比較慢。
附帶一提，雖然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沒有總館的分館 XD﹞和國立台中圖書館等三個「國家級圖書館」的購書預算加起來比古亭大的圖書館還少[轉貼]，但在影印服務這方面，國家圖書館無疑狂勝古亭大。古亭大圖書館總館的影印機品質還算穩定，但每一台都有小瑕疵，而且編輯選項不多。另外總圖系統﹝總圖和其轄下兩分館﹞和個別系所圖書館的影印卡不能共用，所以到系圖印期刊資料時總是需要多準備幾張卡。在我用過的機器中，國文系圖地下書庫那台品質最好，或許是機器新的緣故；整個校園則沒有爛到讓我想踹的影印機。因此，雖然古亭大圖書館系統在影印服務遜於國家圖書館，整體而言還算滿意。
而在上述的「國家級圖書館」中，台中圖書館沒去過不清楚，台灣分館的影印服務和國圖、古亭大比起來……爛得讓人無話可說。除了機器的操作介面很謎以外，烏龜般的速度、少得可憐的機器數量、多得可怕的使用者等等都降低台灣分館的影印服務品質。但台灣分館也不是最爛的，我家附近某大學圖書館的影印服務也很爛，堪用的影印機沒幾台，甚至有幾台的功能鍵標示都被磨掉了，不知道機齡幾年了。還有影印服務也很爛的台北市立圖書館，不同樓層的機器不一樣，影印品質也不一樣。最好的是參考室那一台，有國圖水準；最爛的是某層樓的古物，試印一次就不想再用了。
之前從學校圖書館的某分館借了一本《何容文集》。我不常到分館借書，畢竟大部分的書總館都有，但剛好總館的《何容文集》不知道被那個可能跟我做類似題目的人借走了，我只好到分館借。
每次去分館的時候都不喜歡那種安靜得過頭的氣氛。那裏的氣氛一向過於空曠和寧靜，它有比許多學校的圖書館還大的空間，但收藏的書卻不多，反而擺了很多自修座，不過也沒什麼人用。我搭電梯到文學類的樓層，在書庫繞了一大圈都沒看到《何容文集》所在的分類號。後來才看到一個小指示說文集類的書都在牆邊的矮書櫃裡。
或許是沒什麼人要借才把這些書丟到這個冷清的角落吧。《何容文集》所在的那一格很擠，一副反正沒人來借就多塞幾本的樣子，所以費了一點力氣才拿下來。《何容文集》的封底是何容伏案讀書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何容的照片，比想像中的樣子老了一點。我最近常常遇到本尊與自己的想像差距甚大的事，何容的情況算差距很小的。
依例走樓梯到出納台借書，在樓梯迴轉處看到略為陰暗的天色，再看看手錶，應該能趕上五分鐘後的校車。
分館果然冷清，館員都閒得在看自己的書了。我把學生證遞給即忙起身的館員，館員熟練地刷過條碼，然後一手還學生證一邊把《何容文集》接過去。他先翻到平常貼條碼的封底，但除了何容的照片以外什麼都沒有；再翻到封面，也沒有。館員打開扉頁，左找右找都沒有。這下怪了，沒有條碼可以刷要怎麼借出呢？館員又在OPAC上搜尋了一下，找到這本書的條碼號，但在出納系統中又不知道遇到什麼問題，書還是借不出來。
這麼搞著搞著，我已經趕不上校車了。當我正用尷尬的笑容掩飾趕不上校車的不爽時，終於有位看起來比較資深的人出現了。當然，他對一本書沒有條碼的事也頗為驚訝，但在他的幫忙下這本《何容文集》總算被借出來了。他一邊向原來那位館員說這本書回來後要貼條碼時，一邊拿起到期章。但在他要蓋下去前，他停下來了。
「怎麼是白色的？」
原來，從一個我不知道的時間點開始，分館的到期單都換成綠色的，這樣在還書時才容易分辨是否要送到另一個圖書館歸架。這本《何容文集》的到期單還是白色的，可見在那個到期單換顏色的時間點之後，這本書都沒有被借出。可能也因為沒被借出，所以在所有書都貼上條碼的時候，這本《何容文集》卻被漏掉了。
資深的館員拿出一張綠色的，屬於分館的到期單貼上，並順手把原來白色的到期單撕下，揉在手裡準備丟掉。
「不好意思」我出聲叫住他，「那張到期單可以給我嗎？反正要丟掉了。」
他一臉疑惑地把被揉爛的到期單給我，我迅速地把他夾在書中，道謝後離開。為什麼要一張廢紙？因為這張到期單上只有一個日期：68.12.20。說不定是這本《何容文集》上一次被借出時蓋上的還書日期。從書上的借閱登記卡可知，這是1979年12月6日蔡同學﹝或說蔡叔叔﹞借出時蓋的。距離我借書的那天，已經過了28年又153天。
比我活過的時間還長，真的。 (more…)
在圖書館等用餐的人潮散去的時候，隨手從期刊室的書架上拿下一本合訂本翻了起來。被拿下來的是1969年的 CLM，因為最近都在做和 CLM 有關的東西，對這一櫃破破爛爛的舊期刊還算熟悉。隨手翻開一頁，有一篇文章的標題被打上紅勾，而下一頁的文章也有個紅勾。這兩篇文章的內容是對當時新編地理課本的質疑，還指名道姓地鞭了地理課本的主筆沙學浚1一頓，這很明顯是1960年代「國語國文論戰」2中最後的一小小片段，我很自然地動手翻翻前後幾期的相關文章，但是沒有在其它相關文章看到紅勾。
這兩篇文章的紅勾似乎是同一個人畫的，用的筆則應該是老師批改作業時常用的紅色水性筆，這種紅色水性筆在我的印象中已經和老師的形象牢牢地綁在一起了。而不管是1960年代還是現在，這個圖書館所屬的學校也和老師的形象死死地捆在一起。由此推論，當時拿筆在 CLM 打上紅勾的很可能是個師字輩的人物。不過在圖書館的書上做記號…….不大好吧。
他打紅勾的動機我卻無從得知。從他把這兩篇文章打上紅勾看來，他可能在收集關於「國語國文論戰」的資料。這讓我有點擔心，或許已經有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寫過相關的研究了。在我還沒有撥出時間研究「國語國文論戰」前，我可不希望有人捷足先登。
以我目前所知，這場發生在1960年代的論戰對台灣的教育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後來也沒有人再提起這件事。雖然最近也有些「搶救國文」的人提出和當時的「國文正名派」相似的目標，但兩者的動機和方向完全不同，可說是兩個獨立事件。「國語國文論戰」的勝負很明顯，「國文正名派」並沒有達成恢復私塾式文言文教育的目標，「國語派」的主流地位也沒有改變。有趣的是，雙方後來都出了一本集子收集整理己方的言論，給後來的研究者很大的方便。「國語派」的是由1967年底國語日報出版的《「國語」與「國文」正名問題》，「國文正名派」的則是沙學浚編，1975年出版，比字典還要厚的《小學國文正名論戰》3。
正好，《小學國文正名論戰》中有收錄沙學浚對上述兩篇文章的回應。從地緣關係、紅色水性筆還有 CLM 上只有那兩篇文章被打上紅勾來推測，39年前在 CLM 上打勾的人，或許就是沙學浚本人。我可以想像他看到這兩篇文章時不爽的表情，但他為什麼不直接穿過和平東路去編輯部翻桌呢？但儒雅之士才不會做這種事吧。
不過，這兩個紅勾勾是誰打的對研究「國語國文論戰」一點都不重要，只是這兩個由無名氏在 CLM 上打的勾勾，讓人透過想像與古人4連結，也讓這個研究﹝雖然還沒有時間做﹞多了點臨場感。
